王阳明不是主张审察、了解和认识事物，而是把自己的思想和客观事物隔绝开来，以自己良知本体为完全自足，格物就是正念头，也就是遏人欲，遏人欲就是捍御外物。

在理学的演变中，重视见闻之知和感觉经验，是明朝中后期开始出现的一种认识论思潮。实际上，他把朱熹的这一思想进行根本改造之后，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了。

因此，它仍然是抽象人性论。如只顾讨论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而不躬行，只是一场闲说话，又有什么用呢。他说：元气者，天地万物之宗统。[108] 从这些话看来，他一方面反对性即理的理本论思想，主张性出于气，或气质之所为。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条规律，罗钦顺的哲学又一次证明了这条规律。

仁义中正，则是性中所形成的道德观念，即他所谓道出于性而约乎性。此理然乎？人有生气则性存，无生气则性灭矣。就人心言，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。

从思想根源上批判理学，这一点也很像王廷相。[99]《权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下。但他所谓穷理，归根到底是为了认识那个精神实体。颜元说：非情、才，无以见性。

既云‘天地之性浑是一善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，非两种性而何？可云恶即理乎？[9] 就是说，程、张为了解释恶的来源，不得不说出两种性。但他进一步指出，既然物及其则是客观的，就不能说理具于心。

这样一来，善被说成是先天的，恶被说成是后天的。戴震强调指出：人道本于性，而性原于天道。使气质皆如其天则之正，一切邪色淫声自不得引蔽，又何习于恶、染于恶之足患乎？是吾性以尊明而得其中正也。[34] 他认为静坐中体认，并不是绝对不可，但绝不是学问根本，学问根本正在于习动，而不是敬静。

若‘人生而静以上，则天道矣，何以谓之性哉。他以气质论性，性者气质之性，因而是善的。至程颐，格物致知才开始具有认识论的意义，但尚未形成系统的学说。人怎样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呢？就是说，认识过程如何呢？戴震提出了耳目口鼻之官接于物，而心通其则的认识方法，正确地解决了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。

凡有血气者，皆形能动者也。就认识主体而论，前者为耳目血气，后者为心知。

按照这种解释，形而上是一阴一阳，流行不已，而未成形质。也就是说，程、朱把欲和理、自然和必然截然对立起来了，在血气心知之外又增一本，称之为天。

曾子曰：‘阳之精气曰神，阴之精气曰灵，神灵者，品物之本也。习者，鸟数飞也，就像鸟儿学飞一样，飞来飞去，往返不已。朱、陆之学有无异同，颜元不予理睬。[31] 这个思想，既同朱熹以书本经文为主要对象，以读书讲解为主要方法的格物之学有本质区别，也同王阳明以空寂光莹为物，以静敬顿悟为方法的格致之学有根本区别。戴震（1724－1777），字东原，安徽休宁人。一阴一阳，其生生乎？其生生而条理乎？以是见天地之顺，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。

[48]《上征君孙镇元先生书》，《存学编》卷一。[115]《性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中。

举声色臭味，则盈天地间者无或遗矣。其实，二者都讲气质清浊。

酷吏以法杀人，后儒以理杀人。他说，释老之学，皆贵无欲，而宋以来儒者，盖以理说之。

因而尊者以理责卑，长者以理责幼，贵者以理责贱，虽失，谓之顺。[63] 庄子讲真宰，释氏讲真空，也是讲完全自足的本体，程子、朱子之学，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、真空而余无所易[64]。且不特远近也，光之及又有明暗，故于物有察有不察。从戴震对理的论述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。

当今之世，承儒道嫡派者，非先生其谁乎。他说：朱子原亦识性，但为佛氏所染，为世人恶习所混。

他说：天道，阴阳五行而已矣。戴震认为，感性认识有一定局限性，而心则无不通。

他不像理学家那样，把实用之学仅仅归之于小道、技艺之类，而是看作经世致用的大学问。在谈到学、问、思、辩、行的关系时，他举例说，譬如要知礼，任你读几百遍礼书，讲问几十次，思辩几十层，总不算知。

他认为，宋儒（包括朱、陆）在形体之外，别出一空虚幻觉之性灵，即天命之性或本然之性，称之为善。[41] 又说：朱子称上蔡‘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，最得明道教人纲领。至于物至知诱，然后好恶形焉。他的思想虽不及王夫之那样博大，但是也很精深。

[17]《借水喻性》，《存性编》卷一。人见其笃行也，无欲也，故莫不尊信之。

但其中又有殊异，其知觉又有不同。给于欲者，声色臭味也，而因有爱畏。

[123] 他认为宋以来的理学家，把理和欲说成水火不相容，把饥寒愁怨、饮食男女等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要求和痛苦，都统统说成人欲，必欲灭尽。陆世仪的这些思想和王夫之很相近，也对颜元有影响。